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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要求随主力红军行动,未被允许。鉴于敌军进攻的严峻形势,腿部负伤、作为留守中央苏区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的陈毅,劝导病中的陈正人转移到白区治病。1935年2月间,陈毅先后两次安排部队护送陈正人转移。4月,陈正人被护送到广东兴宁,在当地党组织的帮助下,化装成商人安全转移到香港。后又抱病赶到广州,在这里才发现彭儒已脱险,住在广州她哥哥彭瑛的家里。夫妻汇合之后,他们又辗转至湖南宜章县奇石村彭儒的家乡,以教书为名隐蔽下来继续治病。1935年1月,曾山率省委机关和红二团突破封锁线,到达东固地区,与胡海领导的公万兴特委和红四团会合。3月,敌人发现了曾山在东固的行踪,遂调重兵包围。曾山率红二、四团转往兴国崇贤,与红十三团相遇,部队因此集中了2000多人,敌人为之震惊,不断增兵加紧包围。为了分散敌人注意力,省委决定分路突围。曾山与胡海分手时,拿出一面写有“艰苦奋斗”四个大字的红旗分为两半,曾山留“艰苦”两字的半面,胡海留“奋斗”两字的另半面,相互约定待胜利后再把这面红旗缝合起来。不料,胡海在突围途中遭强敌袭击,被俘牺牲。曾山率红二、四团近千人向北突围,4月中旬到达乐安,月底转移到新干。经过浴血奋战,大部分同志牺牲,部队最终被打散。敌人四处张贴“捉拿曾山,赏洋八万元”的布告。5月,曾山只身突围,从吉水乘船到南昌,月底辗转到达上海。9月,在上海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奉党指派,赴苏联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西安事变后,陈正人得知党中央已在西北重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于是心驰神往。1937年5月,他带着尚未痊愈的病体,毅然离开湖南宜章,经广州、上海、南京,辗转到达西安,找到红军驻西安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叶剑英。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又寄了路费给彭儒,使她到达西安。6月,陈正人夫妇来到了朝思暮想的延安。毛泽东为他俩能活着回来感到非常高兴,在听完陈正人汇报主力红军转移后中央苏区的情况以及他们突围找党的过程后,欣慰地说:“你们这些留在苏区的同志能冲破艰险,战胜敌人,来到延安,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许许多多优秀的同志都牺牲了,但是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它的党员、它的干部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你看,你们不是又回到这里来了吗?”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对曾山、陈正人在中央苏区时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处罚给予重新审查并决定撤销。曾山在会场上亲自听见,远在新疆养病的陈正人也收到中央书记处为此发来的专电。他们所坚持的真理最终得到了党的肯定和历史的检验。生死不渝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曾山、陈正人志同道合、并肩战斗、患难与共,结下了生死不渝的革命情谊。1937年11月29日,曾山与王明、康生、陈云等同机从苏联飞抵延安。分别三年后,曾山与陈正人相聚在党的怀抱。然而,相聚是短暂的。12月底,曾山等奉党中央之命,带领30多名干部离开延安前往武汉、南昌,投入新四军部队的编组和东南分局的筹建工作。两位战友从此天各一方,各自为党的事业奋斗,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相见。1949年3月,中央在考虑解放后的江西政权建设问题时,研究了主政江西的人选。由毛泽东亲自提名,中央决定任命陈正人为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当曾山得知老战友将要南下回家乡主持工作时,特打电报请董必武转告陈正人:“我愿回江西,在你领导下做一份经济建设工作,只要组织上批准,当遵照随你南下。”谦逊的言辞表达着对战友的信任和对故土的思念。5月, 陈正人任江西省委书记,曾山任上海市副市长。12月,华东军政委员会成立,曾山任副主席兼财经委员会主任。1952年夏,曾山回到阔别十多年的家乡吉安探亲。当他在南昌转车时,与久违的战友陈正人相见。返回南昌时,曾山原打算到庐山休息。但陈正人告知,陈毅来电报催他往莫干山相会。曾山只好取消计划,与陈正人匆匆告别,赶赴莫干山。然而,事有凑巧,曾山在当年10月赴北京,出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任商业部长、党组书记;陈正人也在当年11月赴北京,出任建筑工程部部长兼党组书记。此后,曾山与陈正人虽不在同一个部门共事,但毕竟同在首都北京,同在中央人民政府内工作,相互之间往来甚为频繁、密切。然而,谁能料想,“文化大革命”时,时任国务院内务部部长的曾山和八机部部长的陈正人都受到残酷冲击。陈正人被指为“二月逆流急先锋”,曾山被当做内务部“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先后被揪出批斗。周恩来总理为了保护老同志,曾安排陈正人等20多位国务院部委的领导住进中南海,又嘱咐国务院内务办公室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一份保护曾山的“四点指示”。这样,陈正人在中南海平稳度过了一年零两个月,曾山也因此避免了身体的进一步伤害。1969年初,在周恩来的关心下,曾山当选为内务部的中共九大代表。在九大上,由于曾山对林彪、江青一伙指名要其揭发批判陈毅一事进行了抵制,在选举中央委员时,遭到林彪、江青集团的极力反对。最后,毛泽东出来说“在江西根据地的斗争中,曾山同志是有功的”,曾山才被继续选为中央委员。陈正人最后被造反派关进“牛棚”,隔离审查,连续遭到批斗和毒打,久病的身体愈益虚弱,心脏受到严重损伤,却长期得不到有效治疗,病情日益加重。1972年3月底,毛泽东要看陈正人等几位同志的“检查”,准备“解放”他们出来工作。此时,陈正人病情已相当严重。4月5日,曾山夫妇来探望,叮嘱陈正人要多保重身体。可就在当天,陈正人写“检查”直到深夜,因心肌梗塞未得到及时抢救,于6日凌晨逝世。曾山闻讯后,第一个赶到陈正人家里,帮助料理后事。面对患难与共的老战友的去世,曾山失声痛哭。他十分感念地对陈正人的儿子说:“你爸爸救过我的命啊!我们比兄弟还亲。”他当即打电话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听后,十分悲痛地说“耽误了!这本来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八机部军管会本打算草草处理后事,曾山十分气愤,再次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指示说:中央并没有撤销陈正人的部长职务,陈仍是部长,陈的后事由国务院办理,追悼会等他回来开,并且要登报,新华社要发消息,骨灰要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八机部专案组又提出陈正人的所谓历史疑点问题。曾山责问道:“人都死了,为什么还没查清?我和陈毅同志都有证明材料,你们搞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我们的证明材料搞没了,这些乱七八糟的材料却还在呢?”但军代表坚持要复查,曾山当场同意派专人乘飞机去调查,并证实了陈正人的清白。4月13日,陈正人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余秋里主持,曾山致悼词。重病缠身的周恩来从外地赶来参加。在讨论悼词时,曾山坚持写上“陈正人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勤勤恳恳,努力工作,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等公正评价。为此,他又和造反派争吵,经周恩来审阅后,坚持把这段话补充进去。此时的曾山已身心疲惫。三天之后,也就是4月16日,曾山突发心脏病,当夜去世。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为曾山举行追悼会。毛泽东送了花圈,周恩来和朱德等一道参加了曾山的追悼会。叶剑英致悼词说:“曾山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几十年来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忠于党、忠于人民,艰苦朴素,联系群众,努力工作,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十天之内,两位饱经风霜的共和国部长,相继猝死于心脏病,在当时引起了很大震动。然而,真正夺去他们宝贵生命的又岂止是病魔呢?为此,周恩来下决心不顾“四人帮”的阻挠,指示全国各地,对所有老干部,不论是否“解放”,一律立即接回城市检查身体,凡有病者,一律保证住院治疗。后来不少老干部说,他们正是由于这次机会才保住了生命。曾山、陈正人九泉之下若能有知,也会因他们的死换来那么多老同志的宝贵生命而感到欣慰。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如今,我们党已经走过90余年不平凡的历程。随着党和国家事业的兴旺发达,曾山、陈正人的英名已被历史擦拭得越来越亮,他们之间的革命情谊也越来越传为佳话。他们的赤子情怀和崇高品德永远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开拓前进的精神力量。(沈谦芳、周慧芬执笔)1 2上一页下一页
本报讯 (记者 杨小刚)昨日下午5时30分左右,西安市灞桥区一在建工地内,发生安全事故。两名架子工从22楼坠亡。昨日下午6时30分,记者赶到事发工地时,120急救车刚从工地离去,见有人要进工地,工人直接将大门从里面紧锁。工地大门上,写着“灞桥城改”字样。在该工地作业的一位工人告诉记者,事发5号楼(该工地共9幢楼,其中7幢为27层,两幢尚未封顶),出事的是两个架子工,当时他们正站在架子上拆钢管,不曾想架子倾斜,俩人直接从22楼掉了下去,当场死亡。随后,记者透过工地外广告牌的缝隙向里看去,警方正在现场了解情况,几个工人正提着水桶,对刚才工友失足坠下的地面进行擦洗。工地大门外,张贴的公示栏上显示,这个工地名称叫香王村安置楼工程,建设单位为西安四德置业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为“中国核工业第二二建设有限公司”。记者和上面公布的建设单位联系人曹师傅取得了联系,曹师傅称,知道工地出事的事,目前正在处理,后挂了电话。
中午12点,浙江安贤园。通往墓区的山坡,有点长,有点陡。 一对白发苍苍的老夫妻,相互搀扶着前行,前面的路还远。老人从城东过来,光是公交车就坐了1个多小时,可是他们说:“这点路算什么,能来跟家里人说说话,走再远的路也不累。” 一个发福的爸爸手里拎着鲜花,背上还背着年幼的女儿,脸上早已汗涔涔。一路上,爸爸不时偏过头轻声跟女儿说着话,说着说着,红了眼眶。 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太太,被大家用轮椅抬着一级一级上台阶,越往上走,她的手哆嗦得越厉害,嘴里轻声喃喃着:“我来看你了。” 再远的路,也隔不断对亲人的思念。据统计,昨天,杭州有67.9万人前往各大公墓祭扫,其中,南山公墓25万人,半山公墓9万人,安贤陵园8.6万人。 在墓区里,记者听到了这样几个来自普通人的故事。 父亲亲手做的腊肉,那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在父亲的墓碑前,崔先生一个人闭目凝思,伫立良久。油焖笋、油豆腐、一盒老版的利群香烟、一瓶会稽山黄酒,各类祭品摆放得整整齐齐。 直到记者走到他身旁,他才发觉有人来了。在冒昧来访的记者面前说起父亲,这位60多岁的男人,语气仍带着些哽咽。 “几个弟弟妹妹都来过了,我才放假,所以今天才过来陪父亲说会儿话。”崔先生在子女中排行老大,他有5个弟弟妹妹。 他的父亲是一名工人,依靠他的工资,要养活一大家子人,可是父亲从来没有叫过苦。“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父亲么,总是有点严厉的,做错事情是要批评的,但又无时无刻不在默默地关心你,只是不愿意表现出来。”崔先生说,最难忘的一段经历,是他在黑龙江当知青的那9年。 1970年,那个时候的崔先生还是小崔,生平第一次要离开杭州去那么远的地方,连平时有些严厉的父亲也有些放不下心,临行前,一遍又一遍地叮咛儿子要在那边注意身体。 “在那边不久后,就收到了父亲写来的信,那个时候,交通很不方便,一封信要寄半个月。”崔先生说。信里说的许多内容,他还记忆犹新:“不光让我要注意身体,而且每次总会告诉我,不管在哪里、做什么,一定不要埋怨,只要勤恳,生活总是能好起来的。最关键的是,不管怎么样,都不要做对不起人家的事情,不要做坏事。” 这样的信,崔先生每隔几个月,都会收到一封。除了信,他还经常会收到包裹,这是来自家乡的腊肉。“新鲜的东西都是寄不来的,寄来也烂掉了。尽管父亲身上的担子很重,他还是会亲手烧一点腊肉,那种味道,就是父亲的味道。” 在父母的拉扯下,6个子女成家立业,日子越来越好过,而父亲却中风倒下了,随后离开了他们。 崔先生一直叹息:“本该是享清福的时候,就那么走了。”所以,每逢清明、冬至,他都会到这里来看看父亲,向他汇报一下家人的情况,也让他高兴高兴。 本报记者 刘焜 最后几个月,4个妹妹天天轮流陪着他 墓碑上,是一张年轻的面孔。他带着茶色的镜片,看上去相当老实本分。 “哥哥就是那么老实的一个人。”一边细心地打扫墓碑的周围,孔女士一边告诉记者。这块碑,是4个妹妹为哥哥立的。 孔女士兄妹5人都出生在上海,当时他们的父亲被作为人才引进到浙江来,所以举家从上海迁往杭州。“因为是家中唯一的男丁,哥哥从小到大都被宠着,什么事情都不用操心。说起来,倒不是这个哥哥照顾我们,反倒是平时我们几个照顾他多一点。”孔女士说到这里,笑了。她说,那个时候,哥哥的手帕啊、衣服啊,都是几个妹妹帮他洗的。 因为父亲是工程师,家里的条件在当时还算是挺好的,有许多东西吃。“每次分东西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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